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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现有两个大型玛瑙批发零售市场，有玛瑙生产厂家及业户5000余户。据称，目前自太阳岛至海南岛，自青岛以至新疆，凡旅游景点之玛瑙，大多产自阜新，并且每见阜新人于其地经营。
一个传说及其寓意来到阜新，说起玛瑙，对此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从业者以及爱好者都会情不自禁地先说起与此相关的传说。而众多传说中，最令人兴趣盎然的那一则与乾隆皇帝以及宝柱营子有关。
说，乾隆三十四年春，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七家子乡宝珠营子村，当时叫宝柱营子，有一老汉，名叫王福宝。这个很可能与玛瑙之类产生关联的名字，真的与一件宝贝产生了瓜葛。老人有一天在山坡上挖到了一个比当时的西瓜还大的一块椭圆形的玛瑙石。有多年采料经验的王老汉预感这块被油光发亮的黄色的璞包裹着的玛瑙原料非同一般。到附近一家作坊用手工砣锯一切，里面如熟透了的樱桃般水灵的玉质清晰可见。王福宝把这块玛瑙料献给了土默特左旗王府的王爷，获得了重赏。王爷如获至宝，请来瑞应寺的活佛，商议怎样雕琢这个东西。活佛不是一般人物，每两年可应邀被皇帝召见一次，见多识广。活佛说雕成佛光玛瑙朝珠吧。就雕朝珠。活佛说雕成朝珠后，由他晋献皇上，不仅是他的荣耀，也是王爷的荣耀，还是全旗人的福分。经活佛推荐，美丽板村的玉雕能手李玉成承揽了这件差事。历时半年，功成。盛珠之椟由扬州漆雕名家精雕细刻，长方形，红色云龙图案配以寿字。乾隆三十五年，即发现这块料的第二年8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举办六十大寿庆典。瑞应寺活佛就把这个佛光玛瑙朝珠献上去了。据传说，当时，乾隆皇帝一看，乐死了。当时就把原来的朝珠摘下来了，把这个戴上了。还问这个玩意儿的产地是哪里，活佛就说是宝柱营子。乾隆说，活佛家乡乃我大清有名的玛瑙之乡，今又出此宝珠，以后就别再叫宝柱营子了，就叫宝珠营子吧。乾隆一高兴，御笔亲书“宝珠营子”四个大字。同时重赏了活佛、王爷及李玉成多件乾隆款官窑瓷器以及其他赏赐品。据说嘉庆四年，乾隆帝卒，这串朝珠随葬了。但是后来，1928年，孙殿英盗挖裕陵，那珠子于是又有了新的传说，最后终于下落不明了，至今。据说，乾隆三十五年中秋，乾隆御书“宝珠营子”题字及题诗墨宝被宝珠营子人迎回家乡，当时还在瑞应寺举行了隆重的迎墨宝大典。
重66吨，号称“玛瑙王”的那块玛瑙料石，就产自宝珠营子村。那是2004年。
这个王福宝是采料行家，他家附近就有玛瑙加工作坊，乾隆称活佛的家乡为“玛瑙之乡”，“玛瑙之乡”有远近闻名的玛瑙雕大腕李玉成。以知其时此地玛瑙加工业之盛，以知其时此地的玛瑙加工业已经是很有传统的很有说道的并且形成了规模的产业。
对玛瑙料那种樱桃熟透了般的外观的描述与渲染，表明了时人的一种清楚的审美取向。这个东西非常好，于是非常不容易描述。极致的美是不可言说的，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而民间的态度却极其执着，必须绘声绘色。禅语般以一个“好”字来全方位地描述大家非常有好奇心的这样一件宝物，未免有些煞风景。于是在樱桃之后，要附会以万道佛光照亮四周之类非常民间的语境。
王爷、活佛以及皇帝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事实以及相应的附会相交织，于是一种神秘感呼之欲出。这个如西瓜般大小的东西，以其神秘，小心翼翼地展示着所浸润的文化内涵。不是简单的开采、雕刻以及加工，而是复杂的有非常古典的“文”的意义的一个仪式。并且王爷得到这块料之后，要与很多人商议，还要请活佛做高参，其运作模式已经非常产业化。
由宝柱而宝珠，很飘忽的玛瑙文化有了一个固态的外观。宝珠是非凡的，说起来头头是道的，但宝珠营子是固定的，可触摸的，物质的，是非物质文化的物质形态。
这个故事所蕴含的寓意耐人寻味。
历史“玛瑙”一词，最早见于后汉安世高所译的《阿那邠邸七子经》一书（参见中国近代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所著《石雅》）。玛瑙是石是玉，历史上有争论，据《石雅》研究，中国汉代以前称玛瑙为琼、赤玉、赤琼。争论从魏晋时开始，直到明代。当时有将玛瑙写为石字旁的，认为是石。最后属玉者占了上风，放弃石字旁改为玉字旁。大体上说，应该是佛教传入我国后，琼玉或赤琼才在我国被改称“玛瑙”。
在古代，玛瑙与珍珠、珊瑚、琥珀、砗磲、水晶、松石等宝物并称为佛家“七宝”。而玛瑙工艺品，常常是皇家宫殿内的重要陈设艺术品以及礼仪庆典时进献的礼品。
说起玛瑙，魏文帝曹丕的《玛瑙勒赋》每为人提起，其文曰：“马脑，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说玛瑙出自西域，是因为其时我国所开采者，数量尚有限。来自西域、印度、波斯、日本等国的贡品，常常是人们认识这种宝贝的重要途径。
阜新虽产玛瑙，而于宣传上欠缺力度，以至外人多不知。据统计，阜新玛瑙资源储量约占全国总量的50%.目前阜新市玛瑙产品年销售额已达到2.5亿元，占全国玛瑙产品销售额的50%以上，产品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旅游景区以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阜新市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玛瑙交易中心和玛瑙产品集散地。
阜新市的玛瑙开采与制作历史悠久。其上限可追溯至8000年以前。闻名于世的新石器早期原始人类聚落遗址查海遗址曾出土近百件玉器，其中多件作为刀具的刮削器为玛瑙质。
而立国209年的辽代为阜新玛瑙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及民间传说记载，其时在阜新地区的老河土镇、十家子镇以及苍土乡等地，大雨过后，田间地头，河床上下，玛瑙石俯拾皆是。农民捡拾后，卖给当时被称为“火石客”的玛瑙商人，再转到玛瑙加工作坊进行精雕细刻。
清乾隆年间为阜新玛瑙业的鼎盛时期。据《清实录》载，其时“开挖窑洞十六，窑工千人，南部设有商邑。”相传，清代宫廷所用玛瑙饰物及雕件，其取材及相当一部分加工皆为阜新。
阜新地区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玛瑙器物首推建国初辽中期墓葬清河门四号墓所出玛瑙花式盅，该盅呈椭圆形，造型极为美观，料质为透明度较高的灰白黄丝玛瑙。1974年法库县叶茂台辽墓群七号墓出土的一对玛瑙杯及1999年彰武县苇子沟乡辽墓出土的一对玛瑙杯，据专家测定，所用料质均为阜新所产，雕工精湛。1993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知足山乡罗匠沟村出土一套完整的玛瑙围棋，因办案人员不知其价值，致使该文物至今下落不明。1968年，朝阳市纺织厂院内一古墓亦曾出土一套玛瑙围棋，有黑白棋子各186粒，专家测定其料质，推断为阜新产。
1997年春，阜新乌兰木图山辽墓出土一挂残缺不全的玛瑙绿松石管珠项链，其中有玛瑙饰件3枚（珠1，管2），打孔及琢玉工艺之高超，令人惊叹。
文化的以及艺术的玛瑙雕刻有素活与雅活之分，风格上前者古朴，后者华丽。而记者在阜新采访，多次听到有关专家以巧、俏、绝、雅来概括阜新玛瑙雕的艺术特色。
所谓艺术特色，指的应该是玛瑙工艺品所具有的品位，那是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审美共识。而现在我们说起的所谓玛瑙文化，大体上应该与这样的艺术特色相关，与传统工艺以及依此工艺进行创作的整个流程相关，并且与一代又一代匠人或艺人认识与运用玛瑙的水平相关，更与蕴含在这件事里面的人类智慧相关。
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曾在其著作中论及中国雕刻技艺：“众所周知，中国雕刻技艺高超，木、石、骨，全都胜人一筹。不论哪个民族，甚至德国人也不会有这种耐性，刻工如此精细利落，或许只有上帝知道这种功夫的价值。看来，这里的人力和时间毫无价值可言。他们不是把劳动和耐性花在重要而且必要的事情上，却去从事这无聊的琐事。看着这些成品，你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对什么表示惊诧，是对中国人的技巧呢，还是对制成品的毫无价值。例如，他们能在核桃或者杏核上，刻出一大群栩栩如生的人物、盛大的典礼、庙宇、屋舍以及亭台，人物的面孔清晰可辨。一只稍大一些的杏核，能够刻成一只帆船，不但帆缆俱全，人物栩栩如生，而且，甚至能够辨出蒲席的花纹。这还不够，船舱的门户可以开阖，推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坐着一个小人。”（冈察洛夫日记，1853年12月10日，参见其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
但这位沙俄作家忽略了这些小玩意儿上面所体现出的人类智慧。好在他很快就发现，这一群喜欢制作这种小玩意儿的人，会在其他诸如贸易等领域大有作为。在同一本书中他还有另一通针对中国人的感慨：“我们的海员看着他们（指被他疑为商人、渔夫兼海盗的中国长江口附近海岛上的岛民）熟练的驾船技巧，不禁大为惊叹。看得出来，大海就是他们的乐园。他们之间好像并无霸主，来去飘忽，萍踪浪迹……他们的足迹遍布各地，不仅及于近海各岛，而且南达爪哇，东达加利福尼亚。到处都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可以经商，又是熟练出色的工匠役作。我很奇怪，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好望角还不见他们的踪迹？这个民族注定要在贸易中起巨大作用。也许，并不仅仅限于贸易。”现在，中国人早已经去过好望角了，在贸易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正在渐成事实。看起来，冈察洛夫君真是有远见得紧。
我们发现，在冈察洛夫这两段自相矛盾的话语中，“熟练出色的工匠役作”的意义令其困惑不已。而于今日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困惑的事。确实，人类有时不免要做些荒唐事，但那些投入心血以及精力，孜孜不倦且持之以恒者，却从来不会荒唐。丰富了我们的现实生活而给我们带来无限滋养的艺术，常常就是这样形成的。现在我们说起阜新玛瑙，说起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玛瑙雕，我们的感慨正与此相关。玛瑙，那是大自然对这一方热土的厚爱，是先人为我们留下的福祉。
